「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，那你就把真相告訴世界。」──戰地記者格言

改編真人真事的電影《私人戰爭》（Ａ Private War），描述戰地記者瑪麗柯爾文（Marie Colvin）的傳奇故事。她曾多次深入戰區，甚至在2001年時，因報導斯里蘭卡內戰，遭到砲彈攻擊，而失去左眼，但這並未澆熄她對戰火下受苦平民的關注。對她而言，這不只是一份工作，更像是她的人生使命。而她的獨眼，從此也成為鮮明的個人標誌。她像出生入死般，穿梭在人間的地獄。

瑪麗對於戰爭的報導，並非闡述其中錯綜複雜的政治角力。她把視角放得更低，關心的是戰爭下最底層、最無力說話的無辜平民。她說出他們的苦難，讓世人知道戰爭帶來的滿目瘡痍。說出他人的痛苦，就是在守護著無情戰火下如微弱燭火般的人性。

而《私人戰爭》電影視角也呼應瑪麗的觀點，它沒有解釋戰爭的來龍去脈，對不熟悉國際新聞的觀眾來說，或許會覺得裡頭的戰事顯得零碎，但那並不是這部電影的焦點，因為它更想說的是人性。不過這次，觀看鏡頭轉了向，電影給我們看的，不是戰火下的無辜百姓，而是這個不停出入戰場，想說出人們故事的瑪麗。

究竟她過著什麼樣的生活，是什麼驅使她前進，而戰爭又在她的身心留下哪些傷痕？

這讓人想起法國女星茱麗葉畢諾許演的《一千次晚安》（A Thousand Times Good Night）。片中，她飾演一位富有使命感的戰地攝影師，總是用手上的相機，記錄著一張又一張的戰地實況。但這也讓她的家庭關係產生破裂，先生難以接受總是要承擔失去太太風險的壓力，女兒更是不解，為何母親選擇如此危險的工作。對女兒來說，母親看重工作更勝過身為母親這角色。母親可以為工作捨命這件事，讓她有被母親拋棄的感覺，也導致母女關係疏離緊張。

這些壓力與無奈同樣出現在瑪麗身上，她渴望有穩定的夫妻關係、渴望兩人能生兒育女；但身為戰地記者，這都像是與工作相斥的願望，是她渴望卻又無法得到的失落代價。

戰爭留給她的，不只是失明的眼睛，她的心裡也充滿傷痕。人間煉獄的駭人景象成了揮之不去的夢魘，摧殘著她的心靈，她只能靠酒精麻痺自己，後來被診斷出患有PTSD（壓力創傷症候群），得要接受住院治療才行。這時我們也才看見，這位無懼的勇者說出自己脆弱的一面，原來她也害怕老去、害怕自己太早死亡。

但爲什麼，怕死的人，還拼命地往死裡跑呢？彷彿被死亡所吸引？我想，對她而言，那並不是往死裡跑，而是在那裡，才讓她有活著的感覺。就像在《一千次晚安》裡頭，女主角曾說她回不到所謂的現實世界裡去了，連優雅喝個下午茶都會讓她有著罪惡感，好像她無視世間的苦難，但明明她知道有人正在受苦；所以只有回到那些現場，她才感覺自己真實活著。或許，對瑪麗也是如此吧！她沒辦法揮去腦海的畫面，而她能做的，只能正視那些苦難。

瑪麗的主管曾對瑪麗說，戰地記者的工作不是心智正常的人會做的。但在他們的對話脈絡裡，這不是貶抑，反而是凸顯自己的軟弱與瑪麗的強韌；這股強韌不只是她勇敢奔向戰場，更是指她用親身承擔痛苦的姿態吧。

她的創傷，說著戰爭之惡。我總覺得，這樣的人，某種程度，其實是幫我們承擔著世界上的罪行。「我們的歲月靜好，不過是有人負重前行」，最近因為肺炎的防疫工作，大家對這話很有體會。自己看完這片，想到的是：瑪麗就是其中一位負傷的人，她知道歲月沒有靜好，但很多人卻視而不見；而少了一隻眼的她，卻無法忽視不見。

她的獨眼，雖是事實，但彷彿也是一個象徵，讓我想起畢卡索的一幅畫：《一位醫學院學生的頭像》，其中的臉孔像張非洲面具，其中一眼睜開，另一眼則是閉上。哈佛大學醫療人文學教授凱博文（Arthur Kleinman）在《道德的重量》一書中，曾這麼解讀這畫：「醫學院的學生學會對病人與世界的痛苦與受苦睜開一隻眼睛，但也會閉上一隻眼睛，以保護自己不因痛苦與受苦變得脆弱，來保護他們的心念……。我們的一隻眼睛睜開，以面對世界的危險，與人類處境的不確定性；另一隻眼睛閉上，這樣我們才不會看見或感覺到這些事物，才能平常過日子。」

不只醫學生，作為戰爭證人的戰地記者，可能也得睜開一隻眼、閉一隻眼，才能走在這條路上吧。

《私人戰爭》不是一部關於瑪麗科爾文的神話，它更呈現出她美麗與痛苦並存的生命。電影裡有段她與另位戰地記者一夜情的場景，我想這也是特別想表達出她的人性吧！一如她的報導，是為了不讓戰爭奪去所有的人性，所以她要說出底下的故事；而那正是她的戰鬥──說出人們的痛苦，守護生命的價值！

＜文／ 黃柏威 諮商心理師＞